听世界

学校逼着写点东西，实在是勉为其难，终于熬白了头发写了一篇，以塞官责，也算是对自己十年工作的一个回忆吧，其中大多为真实故事，偶有文学夸张，请观众勿对号入座。

到北虹已经整整十年了，依然能够记起当初跟朱春云一起背着铺盖来报到的情形，仿佛两个逃荒的难民，在 “痛哭流涕”地送走了上铺下铺的兄弟，收拾了一堆有用无用的东西后，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个一呆就是十年的地方。

记忆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你不想记起的，常常走马灯似的闪现，而你努力去想记起的，却总是隐隐约约，捉摸不定。我于是像阿甘一样坐在长凳上，闭上眼睛拼命地想，想记起自己在北虹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想着想着，风迷了眼，一片模糊……

我长年一个人在上海，习惯了独处，却更喜欢热闹，尤其是语文组的热闹。说起语文组的热闹，本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而且不熟悉语文组的人往往无法理解那种为了一字之争弄得剑拔弩张的方式。说实话，看语文老师争执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言辞之犀利，见解之精辟，于外人，那是极少见的，既增见识，又练口才。一旦争论，李老师对游老师、朱峰对徐伟刚、彭焕湘对彭音，往往都是君子式的一对一单挑。这些人中，李老师爱偷换概念，游老师善引经据典，朱峰长于气势，徐伟刚精于诡辩，彭焕湘总能宝相庄严稳坐钓鱼台，彭音则是太极推手以柔和克刚强，斗将起来，精彩纷呈，高潮迭出。热闹处，观众便不甘于总是在背后摇旗呐喊、插科打诨，技痒于心，便跳将出来，形成混战局面，到最后，往往是两位主角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配角们还在面红耳赤，争执不下。偶尔也有强悍如朱峰、徐伟刚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犯众怒，惹得众人群起而攻之，初时还能强词夺理挣扎一番，想过把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瘾，但三板斧一过，便只有丢盔弃甲、望风而降的份了。不过一旦有外力介入，语文组则暂时搁置“内部矛盾”，抱着“安内必先攘外”的宗旨，调转枪口，一致对外了。于是便有了“非洲老祖母”和“直升飞机”的典故了。理不辩不明，语文组虽说口舌不断，但其乐融融，就又非外人可知了。久而久之，外界传闻，语文组待久了，见识长了，口才好了，心情开朗了，心理素质也过硬了，弄得那些“外放”班主任的语文老师也时常愿意回来“研修”一番，更有甚如徐志芬者，说要打报告申请调到语文组当见习组员……

来北虹一年之后，我也被“外放”，做了班主任。我没带过孩子，更没带过这么大的孩子，还是一群。初上阵时，手忙脚乱，颠三倒四，闹了不少笑话。好在既然是人，便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于是板起面孔，作恶毒状，唬得他们见到我就噤若寒蝉，像小猫一样温顺。可总是不能持久，面部肌肉抽筋不说，内分泌也会失调，我不得不放弃“大棒”，改用怀柔，于是乎，不久，他们便敢拍着我的肩膀喊我“老马”了。这时候，我总是小眼一瞪，作愤怒状，“老马是你叫的吗”，心头却一阵小小的甜蜜。不过话说回来，那个时候的学生自主性极强，单说吕祥一个班长，几乎顶了我半个班主任工作，常常是她去开完会，然后回来通知我最近政教处什么什么活动，该如何如何组织，让谁谁谁去参加，最后撂下一句“交给我吧”，风风火火地走了，留下头昏脑胀的我，感激不已。人是感情动物，相处久了，便不舍得分开，纵然是分开了，依然还会牵挂。06年春天，下乡学农，临走的那天，在操场等车，整个班级的学生，手拉着手，把我围在中间，一边跳，一边唱着自己改编的歌，刹那的晕眩让我记不起哪怕一句歌词，只觉得那天的阳光特别刺眼。我故作矜持地看着他们，心里却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抱上，再亲一口。突然，很想哭，却还是对着他们微笑，只是把感动留在心底。歌唱完了，天旋地转的感觉依然没有散去。“老师，你要永远永远记得我们哦”，我手扶着旁边的小树，久久无法平静，原来，幸福真的能让人昏倒的，古人诚不我欺。

说起幸福，就不得不提在“锦瑟”的日子了。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在这个英语大行其道的时代里，徒呼“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大有人在，陡然在“锦瑟”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看他们书生意气，听他们指点江山，不由也豪气顿生。“文人”们多少都有些顾影自怜的爱好，于是乎，你起个笔名叫“风”，她弄个小号叫“云”，愣是把风花雪月的文学清谈，弄成了腥风血雨的江湖厮杀。无奈之下，我挺身而出，苦口婆心告诫诸生，文学重意而不重形，其心正，则其形不曲。话音未落，这边梁鹰一句“名不正则言不顺”，那边朱洁莹一声“好文化还须好包装”，把我一腔昂然正气搅成龙卷风，只得大叹一声“世风日下”而作罢。文学社社刊名为《青鸟》，取“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之意，寄托了众人传道正听的一片苦心。在专业人士眼中，这样一本堪称简陋的杂志根本不值一哂，但它却凝聚了“锦瑟”人的所有心血。在资讯发达的时代里，32M内存的电脑，简直就是茹毛饮血者手中的石器，每次听见硬盘“哒哒哒哒”的声音，大家都担心它随时会崩溃。没有编辑基础，张宏芾硬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学会了coreldraw专业编辑程序。出稿的当晚，我和张宏芾在出版社编辑部的会客室里一遍又一遍反复审核、校对，坚持到天亮，终于拿到了第一期的样稿。一个男孩，一个大男孩，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属于“锦瑟”的希望。

那时候，文学社和影评社是合在一起的，于是乎，众人就常有了名正言顺外出观影的机会。记得有一次，国际电影院放映《我的兄弟姐妹》，在众人提议之下，我们欣然前往。为了严格遵守学校防止男女生交往过密的规定，男左女右，我岿然于中。电影着实感人，正当剧中人哭得撕心裂肺，我亦唏嘘不已的时候，眼前一道白光从右而左闪过。说时迟，那时快，我两指一夹，稳稳擒住，正得意颇有小凤遗风的时候，旁边怯生生伸出一只手，我转头一看，只见左面的叶同学涕泪横流，一发而不可收，再一回头，右边已是泣不成声，而我手中夹着的，正是女生飞递而来的纸巾，不禁感叹，文人多情，可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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